我的洗衣史，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。我母亲生下五男二女，一个九口之家，每日洗换的衣服成堆，烧饭与洗衣，成了母亲日常两大重头戏，我为老大，眼见母亲劬劳，一放学，便帮着提水、拧干、晾晒，干些力所能及的事。1954年到六安读初中，乡镇来的学生住校，洗衣服的事，各人只能自力更生。我因为在家里见习过，操作起来，自然比别的同学得心应手。没承想，这一洗，居然持续了一辈子。
没有自来水，一个几百户人家的镇子，每家洗衣的程序，无不分为两段：先在木盆里浸泡、浇上皂荚水，搓揉，拧干；之后下河，拿棒槌捶击、漂洗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肥皂还是稀罕之物，去污的事，主要仰仗皂荚（先将皂荚捶碎、浸入温水中，待用），皂荚水的去污功能，强如如今的洗涤液。小件的衣袜，在搓板上搓，被单、帐子之类，则用脚踩——这道工序，颇受男孩子们青睐，一脚上，一脚下，左一转，右一转，类乎跳摇摆舞；随母亲下河或者下塘，更是一件赏心乐事。塘在街南，河在镇子西。河水是从江淮分水岭流下来的，河上有石桥，岸边有老井。河水自东北奔注，抵丘石，曲折南流，河床、河岸尽为石，洗衣人脱鞋立水中，选一块石头为砧，敲击衣服里余沫，再在流水中漂洗，三捶三漂，差不多清洁如初了，拧去水分，便可打马回城。只可惜，这段平缓的河面不长，上下游河岸略陡，所能容纳洗衣的人数有限，有时非得到南大塘不可。下塘须带上三尺长的板凳（只一头有板凳腿），将有腿的那头，放入水中，无腿的一头，搭在塘埂上，支起临时的捶衣砧，人坐在小凳子上，完成所有的流程。
初中在六安，高中在舒城，大学在合肥。此三地，黄梅戏流传久远，《蓝桥会》那一段：“年年有个三月三，先生放学，我转回还。一来是回家中，父母探看，二来是回家转，漂洗我的蓝衫。”对于我等青青子衿来说，可谓耳熟能详。别的同学，大多利用假期，效仿戏里的角儿，大包小包把脏衣服带回家，而我在这些年，非但将洗衣这样枯燥的事，养成了习惯，进而提升为乐趣，且于洗涤之外，顺便学会折衣叠被的手艺——将干净的衣衫，tp钱包折叠得有棱有角，让室友们好生羡慕。
其间，有件事特别难忘：有位同学，姓朱，与我同届不同专业，都喜欢捣鼓一点诗词歌赋，遂为好友。我俩同住一幢楼，他三我五，我洗衣之时，他连盆带衣端上来，我双手搓揉不止，他用小提琴拉《梁祝》，高山流水，与水管哗啦啦，在盥洗间，形成怪异的组合，友情却在这种不协调中，潜滋暗长。他的行止，有些放浪，大四了，触碰到“高压线”，惹上官司。出庭的清晨，从上到下，干净、整饬，匆忙之中，把一盆脏衣服送过来，说：未必能回来，兄弟辛苦了。我忐忑不安地把他的衣服洗好，中午在宿舍楼入口，一人飞跑过来，将我搂住，口中念念有词：雨过天晴了，走，我们浮一大白去！然而，那一天恰巧秋雨绵绵，他的衣服，好几天也没有干透。
分到单位之后，宿舍的院子里，安装了自来水龙头，旁边配有水泥池子，池内有水泥搓板，洗、揉、漂，得以毕其功于一役。转瞬间到了上世纪80年代，家用电器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赶时髦，我也买了台洗衣机，本以为从此可以一劳永逸了，岂料，那只洗衣机飞了一两转，就停摆了。写信给厂长，对方虚与委蛇。无奈，只得“从头收拾旧山河”。老伴教书，日行两三万步，全家的衣服，自然归我大包干。好在办公室、实验楼、宿舍，集于一院，我的时间较充裕，况且手工洗衣，从脑力，转换为手力劳动，对于我自是有益无害，当然乐此不疲。
再往后，合肥产的名牌洗衣机，让我彻底置身事外了。然而积习不改，每次开机，我常常袖手旁观。机子在转动，时空也在我的脑海里，缓缓旋转起来。小河湾，南大塘，盥洗间，水龙头，纷至沓来；皂荚、草木灰、肥皂、洗衣粉，前挽后推“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”的场景，忽闪忽现，令我浮想联翩；“玉户帘中卷不去，捣衣砧上拂还来”的歌咏，如泣如诉，让我情不自禁。以往，洗衣于我，是劳作的快乐，而今，则是静观的享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