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洗衣史,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。我母亲生下五男二女,一个九口之家,每日洗换的衣服成堆,烧饭与洗衣,成了母亲日常两大重头戏,我为老大,眼见母亲劬劳,一放学,便帮着提水、拧干、晾晒,干些力所能及的事。1954年到六安读初中,乡镇来的学生住校,洗衣服的事,各人只能自力更生。我因为在家里见习过,操作起来,自然比别的同学得心应手。没承想,这一洗,居然持续了一辈子。
没有自来水,一个几百户人家的镇子,每家洗衣的程序,无不分为两段:先在木盆里浸泡、浇上皂荚水,搓揉,拧干;之后下河,拿棒槌捶击、漂洗。新中国成立之初,肥皂还是稀罕之物,去污的事,主要仰仗皂荚(先将皂荚捶碎、浸入温水中,待用),皂荚水的去污功能,强如如今的洗涤液。小件的衣袜,在搓板上搓,被单、帐子之类,则用脚踩——这道工序,颇受男孩子们青睐,一脚上,一脚下,左一转,右一转,类乎跳摇摆舞;随母亲下河或者下塘,更是一件赏心乐事。塘在街南,河在镇子西。河水是从江淮分水岭流下来的,河上有石桥,岸边有老井。河水自东北奔注,抵丘石,曲折南流,河床、河岸尽为石,洗衣人脱鞋立水中,选一块石头为砧,敲击衣服里余沫,再在流水中漂洗,三捶三漂,差不多清洁如初了,拧去水分,便可打马回城。只可惜,这段平缓的河面不长,上下游河岸略陡,所能容纳洗衣的人数有限,有时非得到南大塘不可。下塘须带上三尺长的板凳(只一头有板凳腿),将有腿的那头,放入水中,无腿的一头,搭在塘埂上,支起临时的捶衣砧,人坐在小凳子上,完成所有的流程。
初中在六安,高中在舒城,大学在合肥。此三地,黄梅戏流传久远,《蓝桥会》那一段:“年年有个三月三,先生放学,我转回还。一来是回家中,父母探看,二来是回家转,漂洗我的蓝衫。”对于我等青青子衿来说,可谓耳熟能详。别的同学,大多利用假期,效仿戏里的角儿,大包小包把脏衣服带回家,而我在这些年,非但将洗衣这样枯燥的事,养成了习惯,进而提升为乐趣,且于洗涤之外,顺便学会折衣叠被的手艺——将干净的衣衫,tp钱包折叠得有棱有角,让室友们好生羡慕。
其间,有件事特别难忘:有位同学,姓朱,与我同届不同专业,都喜欢捣鼓一点诗词歌赋,遂为好友。我俩同住一幢楼,他三我五,我洗衣之时,他连盆带衣端上来,我双手搓揉不止,他用小提琴拉《梁祝》,高山流水,与水管哗啦啦,在盥洗间,形成怪异的组合,友情却在这种不协调中,潜滋暗长。他的行止,有些放浪,大四了,触碰到“高压线”,惹上官司。出庭的清晨,从上到下,干净、整饬,匆忙之中,把一盆脏衣服送过来,说:未必能回来,兄弟辛苦了。我忐忑不安地把他的衣服洗好,中午在宿舍楼入口,一人飞跑过来,将我搂住,口中念念有词:雨过天晴了,走,我们浮一大白去!然而,那一天恰巧秋雨绵绵,他的衣服,好几天也没有干透。
分到单位之后,宿舍的院子里,安装了自来水龙头,旁边配有水泥池子,池内有水泥搓板,洗、揉、漂,得以毕其功于一役。转瞬间到了上世纪80年代,家用电器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赶时髦,我也买了台洗衣机,本以为从此可以一劳永逸了,岂料,那只洗衣机飞了一两转,就停摆了。写信给厂长,对方虚与委蛇。无奈,只得“从头收拾旧山河”。老伴教书,日行两三万步,全家的衣服,自然归我大包干。好在办公室、实验楼、宿舍,集于一院,我的时间较充裕,况且手工洗衣,从脑力,转换为手力劳动,对于我自是有益无害,当然乐此不疲。
再往后,合肥产的名牌洗衣机,让我彻底置身事外了。然而积习不改,每次开机,我常常袖手旁观。机子在转动,时空也在我的脑海里,缓缓旋转起来。小河湾,南大塘,盥洗间,水龙头,纷至沓来;皂荚、草木灰、肥皂、洗衣粉,前挽后推“长安一片月,万户捣衣声”的场景,忽闪忽现,令我浮想联翩;“玉户帘中卷不去,捣衣砧上拂还来”的歌咏,如泣如诉,让我情不自禁。以往,洗衣于我,是劳作的快乐,而今,则是静观的享受。